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供应链评估体系是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也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激励中游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绿 色意识、加大商业信贷支持以及绿色技术溢出等渠道实现。通过区分企业—客户关系特征发现，当中游企业更依赖大客户以及企业-客户的股权性质一致时，更有助于中游企业推进绿色创新，且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机会导向效应”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揭示了ESG绿色溢出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和双重角色的抵消作用，说明了供需协调成本和供需关系平衡的重要性。本文也证实了下游客户ESG优势通过促进中游企业绿色创新能帮助企业实现碳减排和提升碳绩效。本文揭示了供应链ESG管理对于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的重要作用，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参考。

在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愈发重要的背景下，企业不仅应重视自身的ESG表现，还需充分认识其ESG实践对供应链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企业的ESG表现通过上下游传导，可以显著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作为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要素，绿色创新涵盖产品、流程及管理等方面的改进，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性。随着消费模式的升级和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需求的增加，下游环节对产品的环保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市场需求的变化促使上游企业向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转型，从而形成推动行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积极反馈循环。基于此，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讨客户企业的ESG优势如何通过供应链传导影响其供应商的绿色创新。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下游客户提升ESG表现可以作为对绿色和社会责任的信号，向中游企业发出更高环保要求，促使其进行绿色创新和研发，以满足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此外，下游客户的ESG优势能够形成一种正向激励机制，促进中游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创新。一方面，客户企业可以通过长久合作和优惠条件，激励中游企业投资绿色技术和可持续项目。另一方面，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在实践中可以转化为先进的绿色技术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被中游企业观察和学习，从而激发中游企业在绿色技术方面的创新。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下游客户企业的ESG优势可以促进中游企业提高绿色创新活动。

客户企业ESG优势对中游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客户企业ESG优势与绿色意识传递。首先，客户企业在提升自身ESG表现时会向供应链传递环境和社会责任信号；其次，下游客户ESG评级的提升展示了高标准带来的市场认可，激励中游企业效仿并推动绿色转型；最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建立信任关系，客户企业的ESG优势减少了供应商对绿色创新投资风险的担忧，进而提高供应商的环境关注度和推动绿色化转型。

二是客户ESG优势与商业信贷支持。首先，优秀的ESG表现吸引政府支持和市场认可，获得税收减免、补贴等激励，增强资金储备，支持中游企业的绿色创新；其次，高ESG企业具备出色的现金流管理能力，能够灵活调配资金，提供预付款或延长付款期限，减轻中游企业资金压力，提升其财务稳定性；最后，通过合同条款，客户企业为中游企业提供更有利的商业信贷条件，以激励其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达成更高标准。

三是客户ESG优势与绿色技术溢出。首先，下游客户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中积累经验，为供应商提供学习机会；其次，客户通过技术转让、培训和共同研发，将成功经验传递给供应商；最后，为维护绿色声誉，客户在合同中设定环境责任要求，并给予符合标准的供应商更多商业机会，激励其进行绿色创新。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通过增强绿色意识、强化商业信贷支持、提供绿色技术溢出来促进中游企业绿色创新。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2009年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客户信息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以2010-2021年披露了客户名称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研究融合了多个来源数据：一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IPC）绿色清单工具、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用于识别绿色专利数据；二是华证ESG评级数据库，用于获取ESG测度数据；三是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用于获取供应链数据。其余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则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最终得到 2215条“中游企业-客户-年度”观测值。

4.1 模型构建

为揭示下游客户ESG绩效与中游企业绿色创新的潜在因果链

基准回归初步验证了假说1。

4.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1）遗漏变量偏误：进一步分别控制企业-客户固定效应、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地区-时间固定效应；（2）更换估计方法：①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方法进行估计；②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别估计了广延边际（是否绿色创新）和集约边际的效应（绿色创新专利大于0时的效应）；③采用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ZIP）；④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来缓解供应链信息披露的自选择问题；（3）更多的证据：①更换评级体系：采用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提供的中国企业ESG评分体系进行交叉检验；②分别估计对t 1期、t 2期绿色创新的影响；③剔除中游企业-客户关系少于两年的观测值。

经检验，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4.3 内生性检验

为了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1）工具变量回归：选取“泛ESG”基金的持股市值作为客户企业ESG评级的工具变量，选取“泛 ESG”基金的持股市值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客户企业 ESG 评级表现的工具变量；（2）因果关系的进一步识别：采用商道融绿发布ESG评级作为外生的事件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若商道融绿发布了下游客户在某一年份的评级数据，则将其归类为处理组，反之则为对照组。

经检验，克服内生性的影响之后，客户企业ESG优势依旧可以显著促进中游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

4.4 机制检验

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通过增强绿色意识、强化商业信贷支持、提供绿色技术溢出来促进中游企业绿色创新。（1）增强绿色意识：包括环境关注、绿色转型两个代理变量，分别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与报告中的总词汇量的比值以及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来衡量。（2）强化商业信贷支持：包括信贷供给和信贷周转率两个代理变量，分别采用下游客户给予中游企业的预付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以及中游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来衡量。（3）提供绿色技术溢出：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变化两个代理变量，采用非径向SBM-ML指数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来衡量。本文采用三种检验方式进行机制分析：①替代基准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②分别进一步引入客户企业ESG评级与该客户销售额占比的交互项、客户企业ESG评级与中游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客户ESG表现与供应关系持续时间的交互项；③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客户企业ESG绩效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考察最终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

经检验，支持假说2。

4.5 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以下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1）企业-客户关系特征：本文以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企业年度总销售额的比重作为企业对于大客户依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按照中位数进行划分；（2）本文同时考虑下游客户和中游企业的股权性质。当二者股权性质相同，即同时为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时，设置虚拟变量等于 1，否则为 0；（3）行业特征差异：①区分是否为重污染行业；②通过计算中游企业过去五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并将其除以过去五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值，得到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并按照中位数进行划分。

4.6 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ESG绿色溢出的非对称传导效应，强调供需协调成本的重要性，并证实下游客户的ESG优势通过促进中游企业绿色创新来提升碳减排和碳绩效，进行如下分析：

（1）上游供应商ESG表现与中游企业绿色创新：①ESG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采用与基准回归类似的模型设定，将其中的下游客户ESG评级表现替换成上游供应商的ESG评级表现；此外，引入了虚拟变量overlap进行分组检验，当下游客户企业同时也是中游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时，令overlap=1；而当下游客户只单纯充当客户角色时，overlap=0。②供需协调成本和供需关系平衡：分别以销售额和销售成本作为企业需求量的代理变量，通过比较企业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之间的偏差来评估供应链中供求匹配的精确性，用来反映供求协调的成本和效率。

（2）客户ESG分项与企业绿色创新：本文将ESG评价指标细分为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个独立维度。

（3）客户ESG表现与企业碳减排和碳绩效：在基准回归中纳入客户ESG表现与中游企业绿色创新的交互项，并分别对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以及四项分类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估计。

第一，下游客户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ESG表现，可以激励中游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和努力。

第二，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通过增强绿色意识、强化商业信贷支持、提供绿色技术溢出来促进中游企业绿色创新。

第三，当中游企业更依赖大客户、企业-客户的股权性质一致、高环境不确定性时，中游企业会更积极地推进绿色创新；而不论企业-客户是否同属于重污染行业，下游客户ESG绩效提升都能激励中游企业绿色创新。

第四，ESG绿色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和双重角色的抵消作用。

第一，拓宽了ESG研究视野，不仅关注企业内部ESG表现，还首次系统考察了供应链上下游的ESG互动，揭示了其对中游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第二，揭示了ESG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指出了客户企业在扮演供应商角色时可能产生的阻碍，为供应链ESG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较为创新性地论证了客户ESG优势推动绿色创新的更多积极后果，深化了ESG赋能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围绕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

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研究中，倪红福等（2024）研究发现，不同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整体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风险敞口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王垒等（2024）认为在冗余性扭曲中，机构纵向持股能够显著缩短商业信用期限，促使商业信用回流至融资成本较高的供应企业；在短缺性扭曲中，机构纵向持股能够显著延长商业信用期限，促使商业信用配置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客户企业。

在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中，曹裕等（2023）发现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过程经历了工具化向在线化、在线化向智能化、智能化向生态化演进的三次跃升，并推动企业实现了从绿色结构化到绿色能力化再到绿色杠杆化的绿色转型发展；郭俊杰等（2024）研究表明，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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